曾仕强系列演讲读后感

最近看了几篇曾仕强教授的讲座，包括2010年在鸟巢举办的《大道易行-曾仕强大陆之行20周年庆典演讲》，以及其它在全国各地的讲学，让我对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了重新认识。

以前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鲁迅的匕首文学，对所谓中国文化的“酱缸”特性以及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等有很深刻的印象。曾教授的很多观点可以给我们以新的认识。

曾教授是中华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和传播者，他对中国式思想、哲学、人文、人情世故等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体察和独到的见解。尤其体现在对《易经》的推崇。很多人认为《易经》是一本占卜之书，要么敬而远之，要么认为是封建迷信。实际上，《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易经》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而为很多人所不知。语言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易经的思想或者说文化，透过各种各样的俚语、成语、典故、特有的褒贬取向影响着一代一代中国人。只要中文存在，只要讲汉语，中国文化就永远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易经的道理归根结底一句话，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都起源于易经。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和发展易经。老子是针对上层精英阶层，强调无为，从天道出发，追求天人合一。孔子是针对普通大众，强调有为，从人道出发，追求天人合一。儒道本一家，不能割裂。而这个根就源自于易经。

一阴一阳是朴素的辩证法，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凡事讲求“合理”而已。是反者道之动，是兼顾，是矛盾的双方对立统一，是万事万物永远处在变动当中，是为人处世要随机应变不能采用简单的二分法。中华民族是懂得辩证法的民族，所以当年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的各个阶层广泛传播。共产主义和大同世界，辩证法和易经思维都是可以对应的。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是零一二分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白分明。但是中国人总是显得模凌两可，用曾教授的说法，中国人不是二分法，而是把二变成三。永远都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显得捉摸不定。

中国人的嘴巴永远只讲妥当话，不讲实在话。不讲实在话并不是撒谎，中国人讨厌撒谎。虽然嘴里不讲实在话，但是心里自有一杆秤。是非、道理只在心里，心照不宣，而嘴巴上没有是非。这就是一阴一阳，嘴上说出来的是“阳”，还有没说出来的，心里想的，是“阴”。所以说，听话要听音。中国人讨厌没有是非的人，也讨厌满嘴是非的人。这样说来，是不是中国人追求圆滑？也不是，中国人为人处世讲求圆通而不是圆滑。一切都是合理而已，而这个理在于每个人的自己的把握。所以，我们其实是很讲求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是“求得好死”，意思是人生是一个过程，最高境界是心安理得。下等境界做喜欢的事（凭喜好），中等境界做应该做的事（凭责任），上等境界做顺应自然的事情（凭天道）。中国人的原则是“自作自受”。意思是不信神，不信鬼，相信自己，自强不息，就是孔子说的不怨天尤人。西方的信仰来自于宗教，人是神造的。中国的神都是人造的。中国人信仰的是道，因而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不信宗教并不是没有信仰。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有信仰的民族。中华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没有一个外在的救世主和造物主安排好一切。

何为管理？管理不是计划-执行-激励。任何规章制度都是死的，环境以及人是灵活多变的，管理是如何应对变化。

做人要以务实为基础，务实就是要规规矩矩地做事；但是，如果一辈子都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事，只能在基层，不能当干部。因为当干部就要应对变化，随机应变。只是随机应变也要以务实为基础。

中国人最讨厌拍马屁，也讨厌马屁精。但是中国人很享受那种马屁的味道。如果你不会制造这种马屁味道，你混不上去；但是如果你一开口，别人就知道你拍马屁也不行。

中国人对父母、对领导不能直话直说，这是因为你心里有他，你心里没他才会直话直说。领导对下属最看重的不是你的能力，是你心里有没有他。

小事人定胜天，大事天定胜人。

易经的核心是关于变与不变。很多人也觉得中国人善变。这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一直在变动中的，人心是自由的。我们追求的变，实在是为了和自然界、和灵动的人心保持合拍。但是善变，并不是要反复无常，反复无常的是小人，是遭到我们鄙弃的。这就又回到了“度”的问题，“合理”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个人，取决于我们的人生修养。所以我们的文化强调要做“君子”。因为，在“变”与“不变”中，每个人的自由裁量权是无限的。我们既要通过提升自己的智慧来认识到什么是“合理的”，也要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来约束自己“变”与“不变”的初心。我们深知，一个人的初心，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完全由他自己主宰，是不能由任何外在的律法、规章来约束的，所以归根结底，一切取决于人自身。这么说来，看似专制的中华文化，其实有着无与伦比的自由、人文内核。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每个人是自己的意识与行为的主宰。

西方过于相信契约、过于相信规章，忽视了人性的变动，容易陷入教条主义。中国人认为“情”大于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法治，第二重是洪范，最高层是礼运。礼运就是大同，大同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有很多是遥相呼应的。站在当代社会，我们当然知道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法条是死的，仅靠白纸黑字的法条来达到太平盛世是幼稚的。法条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一些人喋喋不休于中央政府在更改一国两制的内涵，实在是幼稚，哪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定会在成文法之外留下后门，给人工干预留下口子，这不是耍奸取巧而是对变化的实事求是。

展望未来，中华文化能给全人类做出很大贡献。过去一两百年，英美等国主导的世界历史，给我们一些启示：人类需要工业，但是不能工业化，一切工业化的结果并不能让人们过上心安理得的幸福生活。人类需要商业，但是不能商业化，商业化会摧毁一切文化。互联网会破坏伦理。中华传统文化能给人类后现代生活提供指引。

永远相信人自身，永远尊重人自身，永远依赖人自身，永远修行人自身，我觉得这便是中华文化的内核与生命力。正如曾教授在1990年代大陆还很落后之时就断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